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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区青少年服务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发现，该社区里有不少青少年以抽烟、喝酒、说脏话为时尚，行为也“匪里匪气”。因此，社会工作者以班都拉(Albert Bandura)的观察学习历程的步骤顺序，组织了“什么是时尚”的主题活动，改善青少年对时尚的认识。青少年“什么是时尚”主题活动大纲：

小军，15岁。其父工作繁忙，与小军很少交流；其母对小军要求严格，事事包办、处处操心。期中考试时，小军的成绩降到了班级后几名，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父亲回家后，母亲又把矛头指向父亲，继而引起夫妻间的激烈争吵。小军觉得再也待不下去，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了。两天后，父母在同学家里找到了小军，但小军对父母不理不睬。拒绝回家。母亲焦急万分，遂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社会工作者与小军的母亲进行了第一次面谈，主要对话内容如下：母亲：“辛辛苦苦养他这么大，现在他却离家出走，我实在伤心透了。请你帮帮我，尽快劝我儿子回家吧。”社会工作者：“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也愿意帮助你，我们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具体该做些什么呢?”母亲：“这是我儿子同学家的地址，你赶紧去劝劝他吧。”社会工作者：“我听了你的讲述，觉得儿子的问题也与你平时的态度有关吧。能不能一起探讨一下呢?”母亲：“我怎么会有问题?我对儿子倾注了这么多心血!要怪就怪我丈夫，一天到晚不在家，回家就骂儿子，一点也帮不了我，要谈你就找我丈夫去谈吧。”社会工作者：“那你今天来找我，最希望的就是让我帮你说服儿子回家?”母亲：“是的，请你尽快帮我吧，我实在走投无路了。”社会工作者：“好的，我明白了你的需要，我会马上找他的。”接案面谈就此结束。

小明，17岁，某职校学生。不久前与母亲外出时，不幸遭遇车祸，导致双腿截肢。截肢后的小明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主动与人交往，与父母关系日渐疏远。职校虽然表示愿意接受小明返校读书，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针对小明残状况的特殊安排迟迟没有落实，因此，小明至今没有返校。母亲感到十分自责，对小明的任何要求都尽量满足，希望能够“赎罪”。父亲因为唯一的儿子成了残疾人，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倒霉”的人，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小明感到前途渺茫，内心十分焦虑，了解到小明的情况后，社会工作者决定介入。

某社区社会工作者计划成立“手拉手”志愿者俱乐部，他运用推动居民参与的工作方法，希望动员社区中的老年人为有需求的高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社会工作者在动员低龄老年人参与时，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老年人不愿意参与志愿服务，认为社区在搞形式主义，都是做表面文章，没什么实际意义，持观望态度。部分老年人想参与，但遭到家人的反对，“子女怕我出意外，就不要给他添麻烦了而且参加了对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是算了吧。”部分老年人对自身的能力有所顾虑，“我没有什么特长，能干些什么呀。

某市工读学校甲班中，学生都是曾有过打群架、抢夺钱物、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的“问题”青少年。工读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对甲班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自我管理能力差，在原来学校都被看做是“差生”，成为老师和同学眼中讨厌的对象。这些学生有江湖习气，在自己的圈内很讲哥们义气。工读学校专业管理人员配备不足，规章制度繁多，有些管理制度相互矛盾，学校一再强调要树立老师的“权威”，经常惩罚学生，学生抵触情绪很大。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有自暴自弃的想法，有人经常自嘲：“我们就是社会的垃圾”，也有人认为：“我们是社会的弃儿”。社会工作者在评估了甲班学生的问题后，决定运用抗逆力理论开展服务以改变学生的现状。

雅琴，50多岁，机关干部，丈夫在一家公司工作，收入较高，夫妇俩平时就感情不和，现在丈夫早出晚归，常在外“拈花惹草”，对家中的事不管不问，只把工资交给妻子，家里大小事情都由雅琴料理。雅琴夫妇有两个孩子，儿子30岁，他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与奶奶关系亲密，至今没有固定工作，常闲待在家，雅琴看他不顺眼，两人口角不断。女儿在雅琴身边长大，母女关系十分亲密，可女儿只谈朋友不结婚，也给雅琴增添了许多烦恼。雅琴的丈夫在其父亲去世后，将没有收入、身体有病的母亲接到家中一起生活，这给雅琴增加了负担，雅琴内心十分不满，婆媳之间摩擦不断，婆婆和儿子站在一起抗衡雅琴，女儿则站在雅琴一边。雅琴的丈夫为了避免与雅琴冲突，逃离家庭矛盾，始终保持“中立”角色，两个孩子与父亲的感情也十分冷淡。这个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雅琴觉得家里人在躲避她，也担心丈夫有一天抛弃她，脾气越来越暴躁。雅琴感到很孤独无助，也无法向亲友诉说苦恼，所以来到社区家庭服务中心求助。

城市居民张某的前妻病故，留有一子，现在的妻子李某是来自外地某村的“外来媳”，没有当地城市户籍。半年前，张某失业，被查出患有癌症，几轮治疗已花光家中积蓄，全家人为筹措治疗费用犯愁。张某的儿子刚考上初中。目前，家庭重担全落在了李某一人肩上，她不仅要照顾卧床的丈夫，还要赚钱养家，由于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李某一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打零工，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全家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李某感到压力很大，一直渴望有人帮忙，但是她在当地没有亲戚，如今刚嫁过来，不会讲当地方言，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有的邻居认为她是外地人，不愿与她多交往，李某感到很难受，因此也较少参加社区活动。社会工作者在调查时发现，张某所在的社区比较贫困，“外来媳”占很大的比例，其中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帮助。

社区矫正对象赵某近日获得了一个就业面试机会，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且曾经是服刑人员，肯定会遭到用人单位拒绝，所以在面试中表现得自卑、胆怯，不能自如应答，导致面试失败。社区矫正对象陈某在快递公司上班，在一次送货过程中因小事与客户发生了口角，他更加觉得客户对他们这些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是看不起和排斥的，争吵使他丢失了来之不易的工作。社会工作者发现不少社区矫正对象都有相似的就业困境，决定为他们举办一个就业辅导小组。服务计划的理念、目标、主要内容如下所示：理念(原因分析、理论基础)：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就业辅导服务时，发现不少社会矫正对象存在着因非理性信念而导致的自我认知偏差及对社会认同低等现象，社会工作者决定以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为理论基础开展小组工作，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通过改善自我认知提升就业能力。总目标：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具体目标：1．改善自我认知；2．提升就业能力。每节活动主题：第一节：相互认识、建立小组契约、讨论小组计划；第二节：分享就业经历；第三节：邀请职业介绍所工作人员介绍就业信息；第四节：参观社区矫正就业基地；第五节：学习面试技巧；第六节：总结、处理离别情绪。

方婆婆，70岁，腿脚略有不便，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听音乐。她很伤感，感觉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虽然有生活处理能力却无心照顾自己。方婆婆的子女平时都要上班，家中没有人照顾她，方婆婆的儿子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将她送到了离家20公里远，收费比较高的养老院。入住养老院半年后，方婆婆还难以适应定时吃饭和定时熄灯等管理制度，也不喜欢院方组织的郊游活动，她感到既没有人可以交流谈心，也不能经常请假回家，只能呆在这个“小地方”。渐渐地她越发感到手脚没有力气，浑身不自在。针对方婆婆的情况，养老院没有提供具体的服务，方婆婆强烈要求回家。方婆婆儿子发现社区开办了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包括家务助理、送餐、家庭病床等，价格也比较便宜，社区里有很多母亲的老朋友还有志愿者服务。方婆婆的儿子为母亲申请了居家养老服务，向社会工作者求助。

周日下午，某校初三十多位同班同学结伴到郊外爬山。因天气突变，骤降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小军、小勇和小楠被冲下山坡。同学们一边报警，一边积极下坡营救。警察、家长和老师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2小时后发现了三人的遗体。大家非常悲伤，不少同学抱头痛哭。学校一边紧急处理相关事宜，一边积极安抚同学们的恐慌情绪。校长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与老师及社会工作者商量如何处理因此事引发的学生情绪困扰问题。

丽芬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经常抽烟喝酒，每年拿不了多少钱回家。丽芬除了种地、养猪、养牛之外，还要照顾上学的女儿以及多病的婆婆，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婆婆和丈夫都希望丽芬再生一个男孩，可丽芬自己不想再生第二胎，也一直没有怀上。因此，丈夫和婆婆总是冷言冷语，丈夫甚至以生不出男孩就离婚来威胁，有时还会打她。丽芬得不到丈夫的关心，觉得自己很没用，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性格内向的丽芬向村里要好的姐妹诉苦，大家都很同情她。村里与她有类似经历的妇女有不少，但大家认为家丑不可外扬，都选择了忍耐和沉默。丽芬曾找过妇联主任和派出所民警，他们都做过丽芬家人的工作，但收效不大。村里人背地里对丽芬将家事告诉外人有些议论，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没有给丽芬什么帮助。丽芬感觉活得很累，有过离婚的念头。可是，父母都住在弟弟家里，自己如果离婚，带着女儿能去哪里呢?她想过自杀，但一想到女儿没了妈妈之后的日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感到无助，自叹命不好，不得不认命。不久前，某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丽芬所在的村庄开展服务。丽芬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和了解，前来该机构求助。

刘某，男，46岁，年幼时父母离异，现在跟父亲和姐姐一起生活，不再与母亲来往。刘某小学时特别调皮，经常惹事，父亲脾气暴躁，常对他拳脚相加。刘某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和姐姐则比较贴心。1992年，刘某因严重犯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间，刘某因表现良好多次被减刑，2008年底假释回家，按规定接受社区矫正。回家后，刘某与父亲同住。父亲靠退休金生活，经济比较紧张，对刘某给家庭造成的影响耿耿于怀，常常冷嘲热讽。姐姐在大型超市当理货员，工作十分辛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她还是非常关心弟弟，常常送些生活用品并帮忙洗洗涮涮。刘某觉得姐姐生活不容易，不愿给姐姐添麻烦。目前，刘某没有固定工作，仍单身一人。看着昔日的同学、朋友都已成家立业，他也很想做点事情，可是做生意没本钱，找工作没技能。在屡屡碰壁后，刘某牢骚满腹，情绪很不稳定，在接受社区矫正初期非常抵触。社会工作者安排他定期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但刘某经常迟到。

快乐山社区位于某市中心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0%左右。他们大部分是退休老人，有一定文化水平，经济及健康状况都不错。除少数老人担任楼组长外，多数老人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社区旁边正在建造五幢高层商品房，来了一批建筑工人。工人们每天都要穿过快乐山社区，来往于宿舍与工地之间。由于社区附近建筑工人多了，吸引了一些小商小贩。最近，快乐山社区连续发生3起人室盗窃事件，一些居民认为是外来人员大量穿行造成的，有人建议把社区靠近建筑工地的大门锁上。此建议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关乎社区安全和居民出行，社会工作者决定采用社区工作方法，发动社区老人参与解决上述问题。

小安，男，26岁，大学三年级时因精神疾病退学。退学后，小安在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了4周治疗后出院。小安的母亲提前退休后全身心地照顾他，但是小安的某些社会机能仍在慢慢退化。朋友和同学开始疏远他，有些居民也因偏见而对他指指点点，这让原本就内向的小安备受情绪困扰，更加沉默寡言，越来越没有自信，整天不想出门。小安因为服药有副作用而偷偷藏药和减药，社区也没有相应的康复机构。没多久，小安的精神疾病再次发作。小安在3年内多次出入精神卫生中心，无奈之下，父母将其送入精神病院。1年后，小安的病情稳定，经诊断可以出院。他想回家，想接触社会、交朋友，想学点技能从事些简单的工作。父母为了让他更好地康复，准备搬到一个环境幽静、能提供康复和职业训练的社区居住。自从小安患病以来，父母一直觉得压力很大、很焦虑，对照料好小安既没有信心也不懂技巧，非常希望有专业人士提供帮助。医院的社会工作者准备为小安出院回归社区提供服务，并联络了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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